提到馬英九這位中國國民黨主席，在台灣，有著高人氣支持度，在中國大陸，知名度也不惶多讓。外界一般的印象是他英俊、挺拔、瀟灑、溫文爾雅、知書達禮。在學術上，他是台灣大學的法學士，美國紐約大學的法學碩士，及美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留美期間大家都知道他擔任過知名留學生刊物「波士頓通訊」總編輯。學成歸台之後，他從蔣經國的英文秘書，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陸委會副主委，法務部部長到今日的台北市市長、中國國民黨主席，官場生涯對馬英九而言，除了在李登輝任內的法務部長時期，曾經因為「理念不和」因素而短暫辭官返校教書之外，可是一路行來順暢無阻，宦途無往不利。

    馬英九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自幼家學淵源，家教嚴謹，父親馬鶴凌先生，對他的期許甚高，外界都知道馬爸爸從小四書、五經培養他忠黨愛國、操守廉潔…..做人做事認真負責不可輕慢。媒體也經常報導說，馬爸爸從他「小馬」開始就一直要培養這個獨子往總統的「寶馬」之路邁進。因此，要了解馬英九這個人，就應先由他的養成背景觀察之。

   馬英九博士，出身書香門第之家，也一直是在「學院派」的環境中成長發展，他的知識源自於廣泛的閱讀，不像許多「經驗派」人士，則是在染缸般的「社會大學」裡跌跌撞撞才磨練出一身本事的「社會學博士」。在台灣，早期國民黨威權體制下長期培養出來的的政治人物分兩種：一種政治菁英，是一批在政府機構中服務的「技術官僚型」政治人物。另一種則是由黨機器經由選舉產生的「打天下型」政治人物，這兩種人的政治性格大不相同，馬英九、連戰......屬於前者，宋楚瑜、趙少康……較屬於後者。因此，在馬英九身上你看不到「選舉型政治人物」比較會有的，在街頭巷尾廝殺打拼的豪爽氣質。他家教嚴謹的成長背景，似乎也導致他不懂或不願耍弄國民黨內宮廷政治派系鬥爭的權謀伎倆，他不擅長人際的勾鬥，尤其不喜政治圈裡的笑裡藏刀……。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在台灣的藍營支持者，總覺得馬英九在權力的場域裡，老是無法和綠營的對手在「厚黑學」的專業上一較長短。相反的，也可能就是因為這種「學院派」的訓練，讓馬英九在諸多政治議題的思維推導過程中，展現出其對「原則」和「理念」前提的堅持。馬英九有著學術象牙塔的清純氣質，更或許因為他這種單純，才讓台灣人民在厭倦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的「黑金」，與陳水扁時代民進黨「綠金」的快速腐化現象之後，反而更珍惜他的憨厚，甚至於包容他的「不沾鍋」個性與總是生澀的政治謀略。他的核心幕僚就曾對筆者表示過：你只要看他接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聲明稿中，親自拍板對於「堅持反台獨」與「維護中華民國」理念的講詞，且絲毫不允許有任何模糊交代的空間，就知道他是一個多麼注重原則並重然諾的人！

    他的學院派特質中，尤其是屬於「法律人」的訓練與思維更值得注意！馬英九重視程序正義，重視論證邏輯，強調幕僚作業的完整與證據的充足，這再在都顯示出其「謹言慎行」的特質是其來有自的。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法律人的訓練與思維，使他在需要「三思而後行」的諸多重大政治議題的判斷上，明明是媒體時代講求效率、速度感！他卻一思、二思、三思後還是不「行」！馬團隊老是在亟需明快做政治動作反映時「皇上不急，急死太監」，結果當然就是讓人覺得馬英九怎麼老是這麼優柔寡斷，躊躇不前啦！

    在馬英九的從政生涯裡，他的專業經歷也造就了他第二種重要的特質，那就是前面提及的「技術官僚」的人格特質。國民黨從1949年之後，由蔣介石到蔣經國父子兩，在台灣執政當權時代，培養了一批極為優秀的精英分別在黨、政機關服務，屬於「政」方面擔任技術官僚的，包括早期的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到後期的連戰、蕭萬長、徐立德等人。這一批有優良學術訓練背景的技術官僚，是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中堅幹部隊伍。他們在威權領導的體制之下，服從國家領導人的指揮，發揮個人的專業長才，同時還能堅持廉潔的操守；但是這一群中規中矩的技術官僚，通常在政治的場域裡，在權力的舞台上，就無法與歷經「選戰」磨練的政治人物相提並論。技術官僚強調服從紀律，注重程序正義與經濟效益，他們觀察公共議題的高度、精準度，往往因為有著豐富學術背景的「知識障」無法超越自身專業訓練的侷限。其實，正因為他們不必面對選舉的壓力，因此對於整體社會民意脈動的體察，偶而也會流於表層的膚淺體會。而對於政治時機的掌握，也經常為了要小心求證，謹慎推論或周延籌備，反而錯失了良機。如果以技術官僚的這些特質來觀察馬英九，就會發現其中頗有令人會心一笑之處。

     另一方面，在國際事務的領域中觀察馬英九，除了他上述這些特質之外，我們更不能忽略他的Harvard connection一般直譯為「哈佛關係」，哈佛關係咱們中國人會狹隘的以簡單的「人際關係」角度視之，其實應該以包含「人際關係」在內以更廣義的「哈佛聯結」譯之更恰當。因為在傳統中國政治的舞臺上，正如筆者MIT的指導教授白魯恂（Lucian W. Pye） 所說，「人際關係」始終被中國人視為是政治裡權力運作的關鍵因素。所以，一般分析政治的運作過程時，我們會本能的聚焦在 "Who knows who?"這個層面上，企圖經由人際關係的表列圖解中，去勾勒出一份權力的地圖，以便按圖索驥分析諸如馬英九之流的政治人物在美國政壇的關係與影響力何在？當我們過度套用這個狹義的觀點，並將其對應到西方政治，甚或國際外交領域時，這種視角難免有其偏頗之處的。基本上，所謂的哈佛關係，不應該狹義的侷限在馬英九這個人在哈佛法學院前後期同學關係上而已，這裡講的哈佛關係，我們試著更精確一點來分析「馬英九與哈佛的聯結」，它應該廣義的包含下列幾個層面，而這些種種也同時是小馬哥的寶貴政治資產：

一、      馬英九在哈佛法學院的前後期「同學與師長」，其中有不少人在美國聯邦政府現任或曾任高級官員，在美國企業界也有不少位居要津。據了解，馬英九在這一層面的關係，並不若外人想當然爾的密切。基本上，哈佛或任何美國大學，校友的親密關係主要是以曾在大學本科生裡，同宿舍、同班、同屆、同系、同兄弟/姐妹會、或同球隊等等基礎上多年培養出來的兄弟姐妹般情誼。若只是攻讀研究所高等學位的研究生無論其為碩士生或博士生，通常是比較不易培養出類似中國人所說的「鐵哥兒們」的情誼的。

二、      是馬英九在哈佛求學時前後期的台灣同學以及大家學成之後所參與的台灣地區「哈佛同學會」，這一個網絡是馬英九在台灣從政過程中，一股重要的助力。哈佛同學會的領導權由70年代的李模（時任教育部次長，台灣著名民歌手李建復的父親），以及80年代的陳長文（時任台灣最大的理律律師事務所負責人，也是後來台灣首任海基會秘書長），直到90年代的馬英九、李念祖及目前的崔湧，這一群台灣的菁英份子，目前分別散佈在各行各業，他們都是馬英九在政治圈裡的種子部隊。當然在台灣的哈佛畢業生中，也有一部份是綠營的支持者。但是，過半數以上的台灣哈佛人基本上對馬英九是採取肯定的態度的，馬英九也總會定期與台灣的哈佛人聚會交換意見，當然，這些哈佛人就可以透過各種非正式管道或社交場合向馬英九建言囉！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哈佛同學會在政治活動上向來低調，較不會張揚。

三、        指的就是哈佛大學這塊金字招牌的「品牌效應」，馬英九因為是哈佛出身，也自然而然成為哈佛大學在全球各國領導菁英中所謂「哈佛聯結」的一份子。在馬英九擔任國民黨副秘書長工作時，他就是政黨外交工作的實際負責人之一，在各種國際事務與國際民間活動的交往中，哈佛校友的身分，是一個自然且有效的敲門磚。世界各國領導菁英中，不乏哈佛出身的校友，在校友的巨大網絡裡，因為馬英九的哈佛身分，當然會有不少無形的助力。

四、        指的是在哈佛的「學風與訓練」，在無形之中對馬英九的影響。哈佛大學創校至今，校徽上的拉丁文「veritas」翻譯就是「真理」。哈佛人對於真理的追求與探索，往往會有超乎常人的執著，這一點也的確在馬英九的從政特質上展露無疑。哈佛法學院的另外一個學風就是「自由主義的哲學理念」，哈佛大學各個法政科系與學院，基本上都是美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重鎮，所以馬英九的思維中，處處可見他對於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及自由市場(free market)的信仰堅持。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帶有多元主義的色彩，所以馬英九對於文化多元主義的重視，以及他對於異議份子多元歧見的尊重，正源於此。

五、        哈佛關係對馬英九的從政生涯還有一層意義，那就是美國政府歷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中出身哈佛的政治人物向來有一種自然的親切感，再加上哈佛大學尤其是法學院與甘迺迪政府學院，更是不遺餘力的長期培養世界各地開發中國家政治菁英的「哈佛關係」。法學院與甘迺迪政府學院，數十年來不斷的邀請世界各國的政治明星、異議份子、反對黨領袖、下台的政府領導人到哈佛大學作短期講學、遊學、研究或進修，哈佛大學則是授予這些政治人物各種訪問學人、客座研究員、講座教授、榮譽博士等等學術頭銜或名譽，這就是典型的「哈佛關係」，一種純潔自然的校友關係，其延伸出的哈佛大學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力可以「無遠弗界」形容之。這其中，不乏後來成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的個案，譬如菲律賓的阿奎諾夫人，韓國的金大中…..等等，台灣地區則有前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前民進黨黨主席林義雄、前行政院院長唐飛，以及剛下台的行政院院長謝長廷等等。從90年代之後，甘迺迪政府學院更是對中國大陸的人民解放軍與政界菁英，甚至民運份子提供不少名額，所謂的「哈佛關係」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當中，早已鋪陳了綿密而不為外人所知的校友網絡。

這種關係網絡，具體體現在筆者的人生經驗中。

    筆者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1983年赴美就是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深造，而取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出國之前，因為家境清寒，無法籌措巨額學費與生活費，經過當時擔任台灣哈佛校友會總幹事的陳長文大律師引薦，報名爭取哈佛大學同學會獎學金，雖僥倖獲獎，但是生活費依然是一個問題。當時，陳長文先生囑筆者到景美拜訪一位經國先生秘書即今日的馬英九市長。還清晰的記得與馬英九會見的那一天，一大早七點鐘，先生對我這位素未謀面的年輕人親切接待，且當場允諾說：「不要擔心生活費！我會請波士頓地區的朋友幫你爭取打工機會的！」幾個月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美國波士頓，不到一個禮拜就有一位朋友來找我，英九先生有請託，要他協助我安排打工的機會。回想當時情景，馬英九對於後進的提拔確實是不分親疏盡心盡力。如今我已順利的完成哈佛公共政策碩士，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政治學博士學位，並返台投入教育界轉眼已過十年，期間與馬先生偶有聯繫，每每遇見總是親切招呼關心你的生活、就業，其為人的敦厚與熱情由此可見一斑。

其實，這種哈佛關係的本質是魚幫水、水幫魚，就好比紅頂商人胡雪巖口中的「花花大轎人抬人」，其中更不乏「冷灶燒成熱灶」的個案。平心而論，我們還是不得不佩服哈佛大學校方在培養其政商關係上，其政治敏感度、精凖度上總是押對寶，不是嗎？哈佛不僅對國際政界押寶，在美國國內各行各業的精英裡，哈佛大學這種「尋寶」的成果也是斐然可觀。

然而，這個綿密的人際網絡與優良的校風所型構而成的「哈佛關係」，究竟是否有助於馬英九梳理國內事務、面對美國壓力以及處理兩岸與國際議題？個人持部份保留態度。

    馬英九就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以來此刻正面臨著一個內外煎熬的政治難局，去年他剛上任時，當時台北政治圈內就有傳言他自訂的黨務工作優先順序：首先是黨的財務困境及組織人事，其次是2005年底縣市長選戰，最後才是處理兩岸問題及美中台關係。果然，在處理了前兩大任務之後，有關的台海兩岸關係定位上，此刻他正面臨前所未見的難題：在島內，他企圖要擴張支持者的群眾基礎，對統獨光譜中，反貪腐但是「淺綠」的選民招手，然而，其結果是一個「終極統一」的訪問稿，再加上一篇「『台獨選項』也是台灣人民的自由選項之一」的報紙廣告，就叫馬英九即刻陷入台灣原本就混濁的政治泥淖中了。而在黨內，原來應該是主席可以直接指揮的國民黨智庫，卻因為是前主席且又是老長官連戰擔任董事長，馬英九的「尊連」定位下當然就造成「雙頭馬車」，其結果必然就是重要但卻「尷尬」的兩岸議題喽！面對阿扁的「廢統、終統」鬧劇，他對島內要考慮淺綠選民對台灣優先的呼聲，對泛藍陣營強硬派卻又不能不積極表態，當然對北京領導人的觀點及立場也得顧慮，轉過身來更要小心應付美國的疑慮，是否馬英九有反美思維？馬因此是否會向中國大陸的統派傾斜？另外還有他一直搞不定的泛藍陣營內宋楚瑜與王金平這兩股政治力量……，此刻套用如前所述的馬英九政治性格來分析，結果當然就是左支右絀，整個國民黨的黨機器陷入了「父子騎驢」的困境，當然也就必然的結果啦！

    美政府已多次邀訪新任的馬英九主席赴美訪問，試圖與他當面溝通、表態，2008台灣新領導人若是馬英九，美國在東亞戰略包圍中對台灣這個關鍵環節的掌控，能否與美方充分配合，是關乎美國國家利益在亞洲地區的重中之重的佈局！因此馬英九此次訪美之行，以黨主席之尊，更以最被大家看好卻心知肚明不言說的2008「總統候選人」的身分赴美，台、美主客雙方都清楚的知道，無論是台灣對美軍購利益問題、台灣與美方的自由貿易協定簽定問題，馬主席的親美親中立場、…等等種種敏感問題，大家還不都是想藉機相互表態、摸底！

     總之，美政府以及馬英九多年來在美各界所結識的老朋友、新朋友的必然友善對待，此時馬英九的「哈佛關係」當然是小馬先天的優勢。但是，這種關係網絡是否能在真正觸及馬英九個人政治利益、台灣民眾利益，乃至於兩岸中國人的利益、中美台三邊關係的共同利益時佔有主導性的地位？面對這些議題，「小馬哥」如何「帥帥的」佈局、取捨？其實，僅繫於他將如何擺放他的「台灣心、中國情」？當然這就是「寶馬」個人的政治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