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學界討論有關兩岸關係議題時，常以幾種不同的理論視角來討論，例如整合理論、選票極大化模式、戰略三角理論、政治心理學、國家與社會途徑以及分裂國家模式等等。本文認為，假若不能妥適地理解、分析台灣政黨政治環境中特有的「統獨」問題，以及此一議題在各類中央、地方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無法觸及台灣當局在面對兩岸關係時的政治考量與選戰策略的核心。因此，單純地套用任何一個單一的理論模式均可能會使政治分析失焦。

有鑑於此，本文試圖透過釐清台灣內部的統獨議題以及台灣各政黨與政治人物面對選票的競爭時如何處理選戰策略及政治訴求。這種「大風吹式的選票邏輯」，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各政黨面對頻繁的各類選戰時所採取的政治定位。這種邏輯更進一步的說明了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議題時的重要考量因素。吾人透過此一選票邏輯的分析，就不難理解陳水扁總統連續兩任執政階段當中為何無法跳脫處理兩岸關係的困境。

關鍵字：兩岸關係、選票邏輯、陳水扁

壹、前言

台海和諧與否不僅是攸關兩岸和平發展前途，更是中美兩大強權國家在新世紀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關鍵議題。

誠如中國大陸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所言，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和平與發展」已經變成是所有國家共同追求的一個終極目標。2006年4月連戰再度與胡錦濤在北京會面時，胡錦濤將現階段兩岸關係的主軸也定義為「和平與發展」。諷刺的是，台灣海峽已被公認為是世界少數幾個最具有潛在威脅的火藥庫。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政府經歷了六年半的執政後，並沒有看到兩岸關係的和緩。反而在2005年底三合一選舉遭到挫敗後，陳水扁總統決定「終止」國統會的運作，並將兩岸經貿政策由「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修正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此一舉措曾一度造成美國政府的疑慮，經過一連串的外交折衝協調，美台雙方終於有一個妥協的下台階。但是，「終統」的爭議被政治分析家們解讀為：陳水扁總統往偏獨的方向靠攏以爭取深綠基本盤的支持。

回首歷史，兩岸在幾近半世紀隔絕後，1987年台灣宣布解嚴並開放探親，啟動了兩岸交流。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我們也看到了兩岸領導人的世代交替與政黨輪替分別出現。截自2006年2月為止，兩岸貿易總額累計達4937.1億美元。同時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項目累計達69005項，每年有超過300萬人次以上的台灣人民到中國大陸旅遊、經商、就學。按照國際關係的整合理論分析，兩個政治實體會因為社會、經濟、文化的密切交流，逐漸在政治層面邁向趨同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自由主義的相互依存學派，也認為國家之間經貿的高度相互依存會促進國際社會的和諧，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將國際關係裡「零和競爭」的博奕本質轉換為「雙贏的賽局」。不過，這種理論所預判的結果並不必然意味著國家認同的趨同。證諸台海兩岸的互動關係，由探親啟頭之後產生的文化、經貿交流及社會互動並沒有彌平兩岸在政治上的裂痕與對立。

除了整合理論與相互依存學派之外，學界尚有多種理論模式可供解釋兩岸關係發展與趨向，例如：選票極大化模式、戰略三角理論、政治心理學分析、國家-社會模式…等。吾人認為，雖然這些理論模式多少能提供某些角度的觀察與解釋，但是應用在兩岸關係的實際政治運作上，似仍有若干程度的侷限性。

部份政治分析者認為，在陳水扁總統未來剩餘任期內，施政能否有所突破，其重中之重的關鍵在於「兩岸關係」。因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攸關台灣內部政治與經濟的走向，特別是當台灣的產業西進的趨勢已經由傳統產業逐漸升級到台灣經濟命脈的高科技產業甚至精緻農業。

在民進黨執政將近六年後，台海兩岸的互動關係不但未見改善，反而出現了不少波折與逆流。反對黨強力杯葛民進黨的執政，並且高分貝地批判陳水扁總統的兩岸政策。台灣政府在兩岸關係上陷入了一個三面作戰的政策困境： 1.台灣內部嚴重的統獨撕裂、藍綠相互憎恨，陳水扁總統居然同時遭遇到兩大陣營的嚴厲批判；2.中國大陸當局對扁政府持續地抵制與漠視；3.美國政府對扁政府的不滿及疑慮。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陳水扁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困境，正是本文的關切重點。

據此，本文將分別從：

1.2005年台灣縣市長選舉結果出爐後，藍綠陣營對選舉結果的反思論證；

2.陳水扁個人當選總統前後的兩岸政策思維；

3.中國大陸及美國的對台政策；

4.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環境

等方面進行觀察，盡力提出可能的解釋，並試圖點出相關理論解釋的侷限性。

台灣政治學界討論有關兩岸關係議題時，常以幾種不同的理論視角來討論，例如整合理論、選票極大化模式、戰略三角理論、政治心理學、國家與社會途徑以及分裂國家模式等等。本文認為，假若不能妥適地理解、分析台灣政黨政治環境中特有的「統獨」問題，以及此一議題在各類中央、地方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就無法觸及台灣執政當局在面對兩岸關係時的政治考量與選戰策略的核心。

但本文囿於篇幅及資料有限，尚無法在此提出一個具體、完整的理論模式。僅就陳水扁政府「大風吹式的選票邏輯」的思考，提出個人對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政府在兩岸關係困境上的反思。

本文將論證：民進黨政府之所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台灣特有的「統獨」政治生態，加上扁李又分屬兩個不同政黨，當碰到了「搶選票」因素，陳水扁總統為了鞏固綠色基本教義派的票源，避免政治「大風吹遊戲」效應，被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台灣團結聯盟「獨」佔搶攻。勿論在統獨光譜中已是絕不敢越雷池一步往中間偏統方向移位，以致無法向較無統獨色彩傾向的中間選民開拓新票源，而將自己陷入了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的僵局。再細論：正是因為這個統獨「大風吹」式的搶選票邏輯，才是造成陳水扁總統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無法轉圜的真正主因──對於「一個中國」、「九二共識」之類在李登輝時代兩岸就已共構的原則性焦點議題，無法大膽延續嘗試「創造性模糊」的處理方式，乃至使兩岸六年來長期處於僵化對立的局面。

換言之，依照國際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的相互依存學派分析，認為經貿的高度相互依存照理講應該會促進兩岸和諧，減少衝突的可能性，但為何民進黨政府在兩岸經貿交流日益熱絡，相互依存度有增無減的局面下，卻無法在兩岸關係的領域中有所突破？暫且不論中國大陸對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打壓以及對民進黨政府的抵制與拒絕交流，台灣內部的政黨政治與選舉競爭的壓力使得陳水扁總統選擇了「兩岸關係政策服膺選票執政」的思維。再就是因為各個政黨都會不擇手段地運用「搶選票」邏輯的反覆操弄，竟然把攸關台灣前途的「兩岸關係」逐漸導入困境。

貳、一場選舉結果、兩種政治解讀 — 選票極大化模式的侷限

主張選票極大化策略模式的學者認為，在世紀之交的台灣各政黨之間，各黨的大陸政策雖然起始點相距甚遠，但是已逐漸出現「趨同現象」。而此一趨同的根源是在「認同」和「利益」兩條軸線上的選民偏好都呈現出常態的分配。渠等認為，台灣的民主化的初期產生各黨在大陸政策上的落差，而這種政治取向的區隔又有助於吸引不同類型的選民支持。但是，台灣民主的深化過程則誘使各個政黨原本分歧的大陸政策向中間地帶靠攏。吳玉山教授曾經指出：

在民主改革之後，強調本土化的民進黨成為國民黨最大的競爭對手，而兩大政黨最大的差異，就是在統獨上的不同定位。為了保住市場優勢，國民黨在李登輝總統的帶領之下，開始強調台灣優先，提倡本土文化，將過去以中國大陸為基礎的價值體系逐漸改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模式，…李總統主張台灣意識，一方面固然主張與中國大陸現實對待，一方面也將統一推向遙遠的未來，在一般的觀感當中是向統獨立場的中間靠攏。這其中最大的考量便是和民進黨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擺脫舊國民黨是「外省黨」的包袱。

這一派學者認為，影響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是國內的統獨選票結構。誠如上述，政治人物為求選票極大化，勢必急欲將其兩岸政策向中間靠攏，以爭取位於光譜中央的絕大多數選票。此次，台灣的三合一選舉雖然屬於地方層級，但是論者普遍同意這次選舉實質上就是陳水扁總統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期中考，而且選戰過程當中，陳水扁總統親自環島輔選，其中不乏有關兩岸爭議的選舉語言，除了投票前倒數數日之外，陳水扁總統本人明顯地企圖運用「兩岸牌」來動員台獨基本教義派選民的政治情緒。所以我們就來看看，這樣的「選票極大化邏輯」是否確實落實在此次選舉中。

2005年12月3日台灣地區縣市長三合一選舉結束，國民黨得到14席縣市長，民進黨僅得到6席，得票率分別為國民黨52.07％，民進黨41.95％。這是近12年縣市長選舉以來，民進黨得票率及席次最差的一次。選舉結果出爐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隨即宣布辭職。其中，民進黨執政長達24年的宜蘭縣及23年的嘉義市兩個「民主聖地」同時失守。更具有政治意義的是，在人口、面積居台灣之首的台北縣，連續16年的民進黨執政權也拱手交給藍營。

選後，泛綠陣營紛紛檢討選舉失利的因素，民進黨派系之間交相指責，陳水扁總統則是閉關沉思長達一週之久。在選舉開票當夜，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慎重指出：「這場地方選舉不是國民黨打敗民進黨，而是民進黨被自己打敗」。平心而論，這場地方選舉並不涉及中央政權的競逐，只是地方百里侯之爭，但是，選戰過程之中，陳水扁總統以「卡車」方式助選深入各鄉鎮，用強烈的選舉語言批判在野黨，甚至指出，支持泛藍候選人等於出賣台灣，並且多次批判中國大陸，企圖用「兩岸牌」來動員綠色選民情緒，到了選前數日，選舉民調透露對民進黨不利的訊息，陳水扁總統以及其他綠營重要領導人，紛紛改口強調這次選舉只是一個地方選舉，並非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執政的期中考，更不是一場中央級選舉，但是已經無法扭轉頹勢。

針對這場選舉結果的分析，台灣藍綠兩大陣營各有不同的解讀。

一、勝選後藍營的政治分析

基本上不外乎團結的泛藍陣營面對分裂的民進黨、「馬英九現象」或「馬英九品牌效應」、民進黨部分黨員所涉及的弊案、台灣內部經濟不景氣與社會脫序。民進黨選舉失利也有人認為是其組織動員失靈、失望的綠色選民拒絕投票、民進黨自己輔選策略失誤。其實這一切所反映的還是部份台灣的選民對陳水扁政府以及民進黨執政團隊六年來施政失去了信任感所導致的結果。

除了弊案外，另一個間接造成這些選民對民進黨執政能力失望的因素，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胡錦濤主導下對台政策的新思維與一系列的彈性讓利措施，而民進黨政府又無法提出有效的因應政策，來緩和中國大陸對台「軟硬兩手策略」所造成的衝擊。

常理判斷，就一場地方選舉而論，兩岸關係的政治僵局不能算是台灣選民最重視的議題。但不可否認的，兩岸關係的改善，長期以來高居台灣各類民意調查中希望執政當局能夠優先達成的工作項目之一。而兩岸僵局也是台灣朝野政黨，自兩千年陳水扁執政以來嚴重對立的關鍵因素之一。只要朝野對峙、政黨惡鬥不能化解，台灣的民間經濟信心勢必無法復甦，而民進黨政府肯定還會繼續卡在兩岸僵局裡動彈不得。兩岸的僵局不僅影響內政還牽動整個台灣國際的外交佈局。

二、敗選後綠營的政治分析

對於此次縣市長選舉綠營慘遭滑鐵盧，甚至有許多號稱「民主聖地」的「綠地」翻盤變為「藍天」。綠營的支持者表示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並沒有堅持「台灣優先」、「本土化」的政治路線，反而在晶圓廠赴大陸、人民幣的入島匯兌、小三通、開放觀光…各項兩岸政策上逐步地實施了「積極開放」政策，間接鼓勵了更多台商「錢進中國、債留台灣」。

換言之，綠營人士以為，民進黨執政在兩岸關係上是在執行泛藍的政治經濟路線 ─ 只有「積極開放」未見「有效管理」的兩岸政策，更造成中間選民政治立場上的逐步「泛藍化」。再加以中國龐大市場的經濟磁吸效應開始滲入台灣社會基層，民進黨政府面對胡錦濤執政以後大舉「讓利」的「經濟誘惑」，包括針對中南部農業選區的農產品登陸；針對台商提供三百億人民幣的專項貸款融資；針對台灣青年大專學生的學費優惠措施…等諸多原本應屬民進黨政府該有的積極行政作為，卻是由對岸的胡錦濤政府在真正落實，眼睜睜的看著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有效地掌握了台灣部分的民意走向，民進黨政府至今卻仍無法提出有效的反制之道，只見「以拖待變」消極因應。2006年胡連會之後，中國大陸當局更進一步提出了十五項的政策利多以吸引台灣各階層的選民。

綠營的支持者認為，不僅陳水扁總統的政策路線搖擺不定，政治上未能堅持台獨路線、經濟上背離了戒急用忍，結果更是鼓勵了台灣內部「向中國傾斜」的現象。前總統李登輝從選前強力批判陳水扁是獨裁政治，到選後評論民進黨執政習慣「短線操作」、「搞山頭利益」、「左右搖擺」，致使綠色選民失去信心終遭敗選。他認為這就是民進黨的短線操作，企圖虛應故事，應付台灣人民對於「去中國化」、「本土政治路線」的渴求。

從選後，綠營的議論中，不難發現，渠等認為民進黨執政五年來對中國大陸的兩岸政策，所謂「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其實只落實了「積極開放」的部分，間接的反倒是突顯了本土路線是「政治不正確」的思維。

這種情勢的發展，就演變成陳水扁總統的民進黨政府在台灣內部製造出更多對現行民進黨路線不以為然的選民。而施政效率的低落及爭議，又進一步的引發部分中間或淺綠色選民含淚拒絕投票。簡言之，綠營人士認為，「陳水扁不夠『綠』」是民進黨在此次選舉中失利的重要原因。而選前爆發的各項弊案疑雲（雖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並且尚未定讞），則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綜上所述，無論藍綠皆直指「兩岸關係」才是此一場地方型選舉成敗的致命主因，然而卻有著完全相反的政治解讀 ─ 藍營說扁陣營「太獨」才落敗；綠營尤其是基本教義派，卻痛批扁陣營「不夠獨」才是大敗的主因。

由選後對扁政府的兩岸政策解讀，藍綠各有不同的現象可知，政治人物在兩岸政策的抉擇上，其實難以精準掌握統獨光譜上各類選民的分布情形，也很難為了追求「中間選票」而拋棄政治上的基本盤。因此，吾人認為，選票極大化模式在解釋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上有其侷限性。

台灣目前的政治光譜確實是呈現鐘型分布，但陳水扁總統的實際政治策略並未按照選票極大化理論的預測：政治人物為求選票極大化，勢必急欲將其兩岸政策向中間靠攏，以爭取位於光譜中央的絕大多數選票。反而是在每到選舉前就往獨派的極端傾斜，用辛辣的政治語言，批判中國大陸，逐漸向獨派政治立場傾斜靠攏，明顯是為鞏固基本教義派的票源。這種策略是「違背了選票極大化模式的預期」。而他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本文稍後會對這種乍似非理性的策略舉動做出詳細的解釋。

參、未見台灣擺脫戰略劣勢 — 戰略三角理論的侷限

從戰略三角理論來檢視兩岸關係，後冷戰時期的兩岸關係漸趨和緩，開放探親以及辜汪會談都被學者們認為兩岸關係處於友善階段。在這段時間內，中美關係曾經呈現「不友善」的情形（例如：天安門事件、西藏人權議題、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而台灣也因此數度處於「極佳的戰略角色」（即「樞紐」）。哪怕是在後續階段中，中美關係恢復善意互動，台灣也僅是從「極佳」地位轉變成「次佳」的「朋友」角色，在戰略三角中仍然處於相對優勢地位。

直到李登輝前總統的「兩國論」及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的「漸進式台獨路線」出現，兩岸關係再度趨於緊張對峙，使台灣在美中台戰略三角關係的角色地位迅速跌落至極差的「孤雛」（意味著美台、中台關係都處於惡劣狀態）或是不利的「側翼」（美台友善，但中台緊張）的戰略地位。在911事件之後，中美的友善程度逐漸鞏固，美國基於國家利益考量，日漸與中國大陸關係緊密。台灣企圖藉由中美關係緊張惡化提升自身戰略角色的可能性卻逐漸消失。對於台灣執政當局而言，如何擺脫這種劣勢的戰略地位？如何再度在戰略三角中佔有「關鍵性」地位？都是具有高度急迫性的戰略議題。

按照戰略三角模式理論的邏輯，台灣唯有與中美兩方維持友善關係時才能從中獲得較大多數的利益，換言之，為避免成為國際權力棋盤上的棋子角色，或者是擺脫孤立無援的角色，台灣的最適策略就是在中美台三角關係中採等距戰略，以保持友善關係，且勿偏廢一方為上。若此，為台灣的長治久安計，「化解兩岸僵局」照理講就應該成為扁政府「獨」中之「最」才是。但是現實政治上卻再再顯示，六年來扁政府的政策作為實際上不斷地激化且更主動製造兩岸間的僵局。這種乍似非理性的政策選擇並未能為台灣創造利益，反倒是將台灣置於不利的兩種戰略角色：極差的「孤雛」及不利的「側翼」之地。

因此，在陳水扁總統主導下的兩岸政策，不斷地讓台灣處於不利的戰略角色選擇，顯然不符合戰略三角理論中理性抉擇行為者的假定，顯見戰略三角理論在解釋民進黨政府執政下的兩岸關係時，實有其困境。但更值得吾人深究的是，扁政府不斷做出這種乍似非理性的政策選擇與戰略佈局，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

肆、陳水扁的兩岸關係思維—政治心理學應用的侷限

回顧前述兩種不同藍綠兩陣營的政治分析，為什麼同一種選舉結果、同樣的兩岸政策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這個現象突顯出陳水扁總統的兩岸政策已出現左右為難的困境。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論者解讀陳水扁自從擔任立法委員以來的種種政治語言與行為，認為他的權威人格、善變性格、律師性格、投機心理…，使其時而為討好美國、時而為討好選民或向黨內派系妥協，造成今日民進黨政府兩岸政策路線的搖擺。但是吾人認為，這種政策路線的搖擺，是因為選票邏輯所致，並非純然是其性格導致。

在我們討論各種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民進黨在1999年所發表的「兩岸政策白皮書」的主要內涵，以及在1999年陳水扁仍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時，他個人所發表有關兩岸經貿政策的言論。讓我們從中梳理出陳水扁掌握中央執政權以後「他的」兩岸政策脈絡背景的起始點。

一、1999年「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

1999年11月民進黨提出「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其中，關於兩岸定位的主張為「兩個國家的特殊關係」，其主要內容涵蓋下列各點： 1. 「兩岸是互不隸屬、互不統治、互不管轄的兩個國家」，堅持「善意和解、積極合作、永久和平」；2. 台灣現狀的改變須由台灣全體人民共同決定；3. 在不涉未來走向的前提下，與中國簽訂「基礎條約」或「和平協定」；4. 積極展開對話協商；5. 協商對話議題全方位化；6. 台灣願意積極協助中國現代化、民主化；7. 「經濟安全發展戰略」是兩岸經貿關係的原則，以兼顧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8. 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社會。

這份文件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主張影響了陳水扁總統在2000年就任之初對兩岸關係的思考方向。

二、1999年「跨世紀的兩岸經貿關係」

陳水扁在1999年對來自美國、日本、香港及台灣的學者專家發表過一篇談話，題為「跨世紀的兩岸經貿關係」。他認為台灣與大陸的互動中，經貿關係向來是最具爭議性的部分，而台灣一直陷在「嚴厲禁止」與「全面開放」二者擇一的迷思中，不是「戒急用忍」就是「大膽西進」。他指出，這種錯誤思維過度簡化兩岸經濟議題的複雜性。當時的陳水扁承認：

台灣與大陸的經貿關係已經是台灣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份。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貿易，既有助於維持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也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了台灣各產業產值。但另一方面，雖然兩岸經貿關係會帶來經濟效益，但也產生了安全風險的問題。…傳統觀點把「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對立起來，認為是互斥關係。當前政府對兩岸直接通航、直接貿易和投資的限制，就是基於這種觀點。

陳水扁當時對於經濟利益與安全風險之間的矛盾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台灣需要一套「完整的經濟安全戰略」：

我主張以「經濟安全發展戰略」來兼顧這兩大目標，作為具體實現本黨『強本西進』共識的政策措施。

「經濟安全發展戰略」分為「積極性措施」和「防禦性措施」。所謂「積極性措施」，就是要促進經濟發展，以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高度的生活水準來鞏固國家的凝聚性、政治體制的穩定性，並加強國際地位；所謂「防禦性措施」，就是要用制度化、系統化的管理措施，來維持原料市場、勞動市場、出口市場、金融市場和證券市場的秩序和穩定。…「經濟安全發展戰略」的大原則是：要用「發展」來解消「風險」；用「發展」來鞏固「安全」。

1999年，作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陳水扁，認為台灣經濟的根本出路是「高科技、新技術產業和高品質、高效率的服務業。政府必須盡全力使台灣廠商掌握關鍵技術，在產品設計、製造技術、管理方式和行銷手法上保持領先…加強與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經濟整合」…，為吸引跨國企業來台投資，陳水扁主張台灣要變成整個亞洲市場的運籌中心。他指出：

在國家安全與對等互惠的前提下，呼籲中方就航運議題與我方展開協商。我們可以提出一些有創意構想，例如：在海運方面，我們可以與中方進行協商，我方開放高雄、基隆二大國際港後，中方也應該對等開放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等國際港口，以雙方直航、權宜輪先行為原則。在空運方面，雙方可以討論的議題是，兩岸空運航線由台灣方面的航空公司負責經營，利潤則由台、中雙方共享。

在防禦性措施方面，他主張避免自中國進口重要農產品、能源、及其他重要戰略物資更要對「中資來台」進行「針對資本屬性」和「針對投資項目」的管制方式。在作為候選人的陳水扁的論述中，他相信「善意與創意才能共創兩岸經濟繁榮與和平穩定」，因為「台灣海峽的穩定與和平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所以，他主張：

以下一個世紀為起點，推動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全面正常化。台灣將更堅定地與中國交往合作，為中國的進步提供協助與貢獻。在這個目標下，我們願意對兩岸經貿關係採取更開放的態度，也希望北京政府能從兩岸共榮共利著眼，不要再為了主權之爭妨礙雙邊關係的發展。…

台灣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台灣。如何在矛盾中追求和諧，在衝突中建立秩序，不但對雙方至關重要，對全亞洲乃至全世界也來說，也是嚴肅的課題。[18]

姑不論在這篇演講以及「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某些他所主張的兩岸經貿政策技術層面上仍有可議之處，吾人以為，陳水扁所看到的台灣經濟發展方向大體是正確的，對於如何處理中國大陸的關係，用意良善。但是，他迴避了最敏感的「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上「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兩岸經貿政策，在這篇講稿中已然看到明確的藍圖。

個人認為，即便這篇文稿是由文膽捉刀，在陳水扁總統執政以來的兩岸經貿政策上面，他並沒有明顯傾向激進的台獨主張。當時，陳水扁的兩岸經貿政策事實上是具有相當理性與務實的成份。2000年，陳水扁在其就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來的「四不一沒有」，與白皮書中的主要理念是有相當的一致性，但是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開始主張「一個中國」可以是「一項議題」而非「一個原則」，他也數度強調民進黨政府願意就「一中議題」與中國大陸協商對話共同討論其內涵。

但是，從2000年以後，歷次選舉中，每到投票前夕，陳水扁總統就會強力批判中國大陸，用各種深綠的台獨主張如「公投制憲」、「一邊一國」、「台灣正名運動」、「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等諸多台獨路線主張，來刺激對岸的反彈。何以致此？我們認為不能單純用「人格心理因素」來解釋他的政策主張反覆搖擺。這顯然是一種經過理性算計的策略性行為。吾人認為，這種策略性行為的指導原則就是他的選票邏輯。

分析民進黨政府的兩岸關係及陳水扁總統大陸政策路線，我們大致還可以分為國際因素、大陸對台政策因素及台灣內部政治經濟因素等三個面向來切入。

伍、國際因素 — 再論戰略三角關係中的中、美因素

一、大中華經濟體牽動國際權力均衡

從1987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強權。而中國大陸期望的「和平崛起」也的確是19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罕見的例子。今天的中國不只是勞力密集產業的世界工廠，也已經啟動充分利用勞力密集產業和中度科技產業的優勢，逐步進入高、新技術領域的知識密集產業，並同時結合這兩股力量把中國塑造成全球的經濟霸權。

不可避免的，中國的產業優勢加上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潛力所產生的經濟力量，已經為中國日益靈活的強勢外交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後盾。作為一個穩坐東亞區域強權的角色，中國也開始在各種地緣政治及功能議題中，形成一股足以和美國相互抗衡的力量。

中國的崛起帶動了大中華經濟圈的發展。同屬於「大中華經濟圈」的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由於有著實力雄厚的的華僑網絡扮演居中串聯和協調的角色，使得此一經濟網絡如虎添翼。而在這個大中華經濟圈裡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由低階的藍領勞動力到高階的白領知識產業工作者，無所不包。此外，它還具有不斷更新的科技基礎措施。迄今，大中華經濟圈四個經濟體總和的外匯存底已經超過8000億美金。

藉由資金、技術、知識、人力資源和市場經驗上加乘互補，以中國大陸市場為首的大中華經濟體在經濟發展的軌跡上，已然超越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這種經濟實力，自然成為中國在國際政治運作過程中最有利的籌碼。而由經濟實力進而衍生的國家自信心以及相對的安全感，也讓中國在處理國際及兩岸事務的態度與手腕上，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面對崛起的中國，以及其背後的大中華經濟圈，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行為者莫不對她既羨慕又憂慮。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日、韓、俄、中亞各國、東南亞國協、澳大利亞、歐盟在內）願意輕易地與中國直接交惡甚至對抗，哪怕是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各國在處理台灣問題以及中國關係時，都必須審慎考量、權衡輕重，評估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其自身國家利益。尤其是作為全球首強的美國，在911事件之後的全球反恐怖局上，也勢必要與中國建立積極正面的交往而非重回冷戰對立的局面。從國際宏觀的角度觀之，台灣的國際困境有增無減，其來有自。

二、美國因素

影響兩岸關係的國際因素中，不論從陳水扁總統的主觀認知或是國際現實的客觀因素來看，美國因素絕對具有高度重要性。總體而言，美國自李登輝時代以降的兩岸政策，不論是柯林頓或是布希，歷任政府的底線都不脫下列幾大重點：第一，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第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立場；第三，根據三個聯合公報（「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一九七九年建交公報」、及「一九八二年美中聯合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第四，堅持台灣問題須以和平方式解決，也就是「台灣不獨、中國不武」，並鼓勵兩岸進行對話；第五，維持現狀，以保持東亞區域均衡與和平穩定局面；第六，支持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美國除了在上海公報裡，曾對有關「一個中國」的內涵明確地指出「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均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爾後就未再做明確的闡釋。值得注意的，美國對於兩岸事務強調的是「一個中國『政策』」而非「一個中國『原則』」。「政策」可以修正，但是「原則」才具有道德崇高性與義務性。

對於台灣議題的和平解決，美國歷任政府基於歷史的因素與國際政治現實的考量，始終不願意扮演過於積極主動的角色。美國或許足以扮演兩岸之間的「平衡者」或「促進者」的角色，但是美國政府始終自我克制，不直接介入調停。在「一個中國」政策上，美國所保持的模糊性是有助於華府面對敏感的兩岸關係時，可以有更多的彈性空間來操作政策選項，以追求美國的戰略利益極大化。

美國清楚地暸解台灣內部經過十多年「台灣優先」意識的洗禮後，「台灣民族主義意識」的成長及民間對台灣自主性的需求，已經不能輕易忽視。所以，台灣政治的發展方向會密切的與美、中、台三角關係產生連動。在兩岸政治僵局無解的情況下，台灣內部任何激進的台獨主張，一旦可能落實為政策行動，勢必會引發中國大陸內部民族主義鷹派的強烈反應。因此，美國政府一方面要尊重台灣的多元自由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對於台灣獨立路線也多次表達過不支持的立場。

因此，華府是否一定會以武力介入兩岸的爭端衝突還是一個問號！美方的許多學者及官員都相當憂慮，台灣獨派人士對於獨立建國之後，美國必定會馳援台灣以抵抗中國武力犯台的想法。換言之，美國並不一定願意貿然為了台灣獨立而引發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兵戎相見。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似乎也不傾向於促進兩岸未來的統一。臺海兩岸現狀的長期或永久維持，才是最符合美方利益的最佳選項，也是美國認為避免台海衝突的最適途徑。基於自由主義傳統的價值觀，美國一方面肯定兩岸經濟的緊密連結交流可以降低衝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肯定以及對「和平演變」的冀盼，也讓美國政府不對兩岸的整合做出積極的表態。華盛頓大學的唐耐心教授（Nancy Tucker）就強調華府不需要直接介入北京與台北的對話，但應該緊密的掌握兩岸資訊，以保障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陳水扁總統所重視的美國因素已經在「不支持台獨」、「不支持麻煩製造者」、「長期維持現狀」、「保持西太平洋區均衡」等幾項原則上，建構出一個穩定而且持續的對台政策的框架。因此自民進黨政府2000年執政至今，甚至於在2006年的布胡會之後，吾人都還看不出美國的對台政策有重大根本性的改變跡象。

陸、中國大陸對台政策：原則的持續與政策的彈性

從1950年代「解放台灣」，到1980年代初廖承志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之後，江澤民一度運用「文攻武嚇」與「經貿交流」的軟硬兩手來推動「反獨促統」的政策。但是在江澤民十年主政期間，台灣的民意出現了令中國大陸失望的轉向。在李登輝前總統大力倡導「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過程中，台灣民眾不主張統一的比例逐年成長，以至於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兩岸關係之間「經濟整合、政治疏離」、「經濟熱、政治冷」的矛盾現象。

在江澤民時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以戰促談」、「以戰止戰」等策略，構成了該時期對台工作的重點。十六大之後，胡錦濤承繼了江澤民時代的工作進度，以「反分裂法」的法律框架為「反獨」設下底限。不論是對內向鷹派的交代、或是對外向美國的表態、或是對台灣內部獨派的示警，「反分裂法」都已經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細觀2005年初「反分裂法」通過之後，中共的各項言論與作為，吾人可以推斷「反分裂法」的本質，應該是一個「設定框架的守勢作為」，其目的在穩定局面。但胡錦濤主導的對台政策最有效的部分，還是透過直接提供經濟誘因給台灣的農民、學生與企業界，這是一種「大舉讓利的攻勢作為」，其效應在於直接操作民意，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以有效軟化台灣內部長期以來不斷被台灣民族主義挑動起來的反中情緒。

胡錦濤這一系列「硬的更硬、軟的更軟」的對台措施，不但不需要台灣當局的配合，也規避了台灣官方的管制監督，以至於民進黨政府無法直接介入主導。而經濟誘因對於承受長期經濟不景氣的台灣民眾而言，實在難以抗拒。吾人認為，此一做法巧妙地轉換了中國大陸在文攻武嚇時期的「鴨霸」形象。

再加上由江丙坤「經貿之旅」、連戰「和平之旅」、宋楚瑜「搭橋之旅」、郁慕明「民族之旅」、李敖「神州文化之旅」、2006「國共經貿論壇」及「胡連會」…等訪中熱潮之後，胡錦濤所展現出來的柔軟身段及溫和的語言風格，透過台灣大量的平面與電子媒體報導及衛星直播，直接進入了台灣民眾的客廳與日常生活當中。其所產生的公關形象效應，有效地抵銷了民進黨長期倚賴的對藍營「戴紅帽子」的戰術。這一場主要透過電子媒體的統戰攻勢，在視覺效果上有效地消解了民進黨過去六年來，甚至說自國民黨主政以來，藉由批判中國所建構出來的「中共鴨霸形象」。下圖為陸委會長期觀察的「民眾認知大陸當局對我敵意態度」民意調查結果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效應。

再加上由江丙坤「經貿之旅」、連戰「和平之旅」、宋楚瑜「搭橋之旅」、郁慕明「民族之旅」、李敖「神州文化之旅」、2006「國共經貿論壇」及「胡連會」…等訪中熱潮之後，胡錦濤所展現出來的柔軟身段及溫和的語言風格，透過台灣大量的平面與電子媒體報導及衛星直播，直接進入了台灣民眾的客廳與日常生活當中。其所產生的公關形象效應，有效地抵銷了民進黨長期倚賴的對藍營「戴紅帽子」的戰術。這一場主要透過電子媒體的統戰攻勢，在視覺效果上有效地消解了民進黨過去六年來，甚至說自國民黨主政以來，藉由批判中國所建構出來的「中共鴨霸形象」。下圖為陸委會長期觀察的「民眾認知大陸當局對我敵意態度」民意調查結果就充分說明了這種效應。